
我生于1952年,今年2022年,年满70岁,"人生70古来稀"这个俗语现在已经不俗了。你看,舞池里佩戴眼镜,满头白发,翩翩起舞的男女,河边树萌下聚集的老人们侃天扯地,街头巷尾自成市场按时上下班的"干叨队”,说明当今社会的衰老年龄已经延迟了。然而,作为本人虽没有踌躇之态,但内部零件已经老化,且千疮百孔,总有一天会溘然离世,所以我有责任根据长辈的口传,把部分家史整理一下,使年轻人了解家世的走向和轨迹,以飨后代子孙。错误难免,敬请斧正。
始祖朱奎,西沟老坟园第一个坟,原籍山东花月楼(现在山东荷泽一带)人,晚清时期因命案迁徒李青店(现南召城关)西沟,到现在已经发展传承到第十代。此人高个子,一表人才,有智慧,有胆略,有经济头脑,男耕女织在西沟生活。第五代是“全”字辈,是老爷这一辈。我老爷叫朱全仁,排行老二,他有一个兄长成家后生个哑巴,没能成家,还有个姑娘,因此没有香火后续。他有一个弟弟,成家后生了两个姑娘,也没有后代。
老爷高个头,懂经营,善管理,深谙修身齐家,就是他把家庭的雪球越滚越大,从西沟乡下滚到了李青店街祠堂拐,务农、手工和经商三个车轮同时转。老爷会织机,织绸子,从一架发展为两架,雇佣有长工,培训长工也学习织绸。为了多赚钱,织的绸子亲自外出去卖。由于当时土匪刀客劫路的多,老爷在外出卖绸前两个月,不剃头,不刮胡,不洗脸,穿得褛烂不堪,象个讨荒要饭的,袋子一背,近则去南阳镇平,远则到上海武汉。老爷的勤俭持家,待人忠厚,忘我耕织,发展经济的谋略思路独特非凡,得到了左邻右舍及各界人士的承认和肯定,家境势头蒸蒸日上,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可以说是一路飙升,红红火火,在李青店街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全家人口最多时23口,土地150亩,房屋120间,蚕坡四个,一头驴,一匹骡子,雇用两个长工,(其中现在中华村书记范祥的爷爷就是我们家的一位长工),成为李青店街四大财主之一 袁家排第一 (袁宝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计委任),老爷排第四位,是当时李青店街老一茬人公认的“老鳖一"地主。说“老鳖一",其一可能是因为老爷财产不多,自己还得亲自带头劳作,不敢仗义疏财,不敢作福作威,得打紧开支,勤俭办事。其二主要还是不奸诈,不会阳奉阴违,不会两面三刀,说话算数,待人办事实实在在的。因此,在上缴杂税、出粮兑物方面要吃亏,要多出。保长每每催粮派款时不进院卡着腰,一脚炸着门槛,毫不客气、毫不留情地高腔高调通知:"朱全仁,你听着,限你几天,把多少钱多少粮交到乡公所去!"说后扬长而去,老爷面带笑容凑上去,连声答应"行行行!行!"不敢怠慢,几天内抓紧凑齐上缴。
老爷待人忠厚,体恤亲戚。家庭五谷丰登,生活殷实,有吃有喝,亲戚都跟着沾光,北头徐家姑娘经常带上儿女回娘家吃吃拿拿,板山坪三尖山的牛家也是老亲,都接济过他们。那时间物质比较丰富,相传是哪个姑奶回娘家下灶伙做饭,舀油哩胳膊伸进油缸里把袖子都弄湿了。这只是说明温饱解决了,比起贫苦人好多了。但大型基建还是力量不足。建三间重梁瓦房,里子都是瓦房结构,因没有力量买瓦,用山黄草盖成瓦飞头,这三间房愿来就在李士林和保勇的院子里,这也说明了"老鳖一"主家当时的经济实力。老爷去世后长眠在他置买的土地上----老街大口井旁。
就是这个老人沥尽心血,毕生勤劳,挣得了一顶"富农"大帽,压倒了他的后代子孙!有的因一句不经意的话,年纪轻轻被辩论批斗含冤死去,有的因被压制得走投无路,对生活失去信心走上极端,成立反革命组织而病死牢狱。走上工作岗位的因出身不好,总是如临薄冰,颤颤惊惊,低人一等,工作得多干干好,稍不慎便是领导敲斥的对象。从1947年南召解放到1979年取消成分,33年间几代人是怎样过来的,多少人是怎么过来的!建国以后出生的,连旧社会一眼都没见过,也被"誉为""地富娃""地富妮",同是年轻的一代,享受不了同龄人应有的待遇,在唯成分唯出身,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硝烟中,受尽了精神上的熬煎和折磨!升学,入党、提干没有份,当兵、干合同工人更没有份请靠边站,甚至力气活修铁路,埋备战电缆也不叫参加,怕你埋炸弹地雷破坏,怕你里通外国把信息传给帝修反,怕把信息发给台湾蒋介石。为家庭出身害离婚,因出身害娶不到媳妇的屡见不鲜,还有因出身害,贫农亲戚嫌弃断来往,甚至有在解放前受到接济、依靠富农的衣食成长起来,走上革命工作后,擦嘴忘恩,把富农表婶拒之门外的忘恩负义之人!咱们的家谱上为啥(保)字这一辈乱派了?这是解放初期的产物,是共产党阶级成份下的产物。西沟用了"长",南头用了"国",正因为祠堂拐这一块朱姓是害成份,要和地主、富农得远点,不能来往,不能自己,不能一家,得站稳阶级立场,得和阶级敌人远点,得划清界限,泾渭得分明。那时期的地主,富农犹如一堆臭狗屎,真是闻炝不得!不过,想想人家这几门也是正确的选择,这几门的老一辈是聪明人,谁要睁眼跳崖,睁眼往火坑里跳,往刀尖上上?谁要放着安生找个不安生,放着一身光粘去长一身老白毛自讨苦吃呢?谁放着没辫子要长个辫子让人家想拽就拽呢?成份、阶级,出身,立场,几根大棒把人搞得晕头转向,震得心惊肉跳,说起成份害就觉得低人一等,无地自容,象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亲戚和自己户谁还敢接触。怪不得徐家表母劝奶奶说"俺们是革命家庭,您以后不要来了!"怕受株连的心情可以理解!这一切的一切,九泉之下的老爷爷岂知道他的功劳给子孙们带来的莫大灾难!
我的爷爷朱元庆,排行老大,老二朱永庆,保信的爷爷,老三朱元清,大帅的爷爷。老爷下世后,长兄为大,爷爷便承担了全家的重任。爷爷也会织绸,继承了相籍留下的家业,耕织为本,稍有积累又在置买田地。袁家有人在外消息灵通,捎回来信变卖土地家业,那意思是国民党政府要跨台了,局势要变,共产党要来,要平均财产,人有一份。朱家大院没人参加共产党,消息闭塞,还在晕着头买地。爷爷继承了"老鳖一"地主的本质,勤俭持家,诚恳待人,善待贫困。有讨荒要饭的要让吃饱,临走还要塞个窝窝头,不少亲戚都跟着吃喝沾光。在发家致富的同时,爷爷也注意子女们的上学,这也可能是受袁家的影响吧,他本人不识字,可能多少知道点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吧!爷爷是个"硬别子"、"直楞媵",脾气不大好,也不随和,说话不好听,心眼直,身为老大当家立事,尽管一心为公,掌握平衡,但家务事难管,清官难断家务事,内部也不时产生意见,大多为娃们吃穿一些鸡毛蒜皮小事,但是大家庭还得用"老要子”捆着。旧社会习俗认为分家丢人,经谁手分家了那是罪过,是见不得人的,分家意味家族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节节败退,"要解放"八路军要来”的信息不断流入南召,人们,尤其是财主家更是慌慌不安,"山雨欲来风满楼",说着说着,1947年冬天,南召解故了,成立了农会机构,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改。"土改"就是土地改革,根据中央1949年9月在河北通柏坡关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把财主家的所有财产,如士地、房屋、家具等平均分给穷人,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管理土地的体制,剥夺了不到10%的地主,富农少数人掌握的70-80%土地的权利。当然也给留给财主们极少量的财产,让自己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土改先开会,让财主家当家的去农会开会,讲解共产党政策,如实申报家产,若瞒报、隐报、转移财产者,怎么怎么追究制裁。上午开下午开,晚上还要开,今天开,明天还要开,政策攻心,势如破竹,财主们如天塌地懈,魂飞魄散。爷爷每次开会回来,总是唉声叹气本来就不情绪的脸上又多了些阴沉,变得更难看了。现在想想,也就是难受,人老几辈子克勤克俭沤心沥血的果实,将被没收、被平均,辛苦的汗水付诸东流,心情会好受吗?解放前我们的土地都是自己奋斗用钱买来的,根本不是强行霸占和掠夺的。但是,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再伤心伤感也无济于事。总之,爷爷在解放那一段的日子真是在刀尖上过的。
土改时期,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基本政策已经出台。也就是说,土地财产多,雇佣长工、短工,就是有剥削行为,就是地主成份,当家的就是地主分子,次之,就是富农成份和富农分子,土地不多,但做恶多,人恶,欺邻害户的叫坏分子。有少量士地,自种自吃,没雇佣人的叫中农,没有土地依靠租地或当佃农的叫贫农成份,是好成份,是共产党相信和依靠的对象和力量。农会的干部都是这部分中的骨干,是有能力的人,范祥书记的父亲当时也是农会干部,对咱家帮了不少好言所以爷爷当时没有挨打受骂。地主和富农分子都得接受批斗,就是农会组织召开会议,让贫下中农们来提发、来诉苦,受过谁的欺压和打击的,都要上台来诉诉苦,跑跑气。有这种行为的要挨点骂,甚至挨点打,也受点皮肉之苦。要是恶霸,恶贯满盈的,报农会批准,拉到东河滩青皮柳棍捶死。还有的有命案的,烧杀抢掠,民愤极大的,全身裹上白布,浇上油当场点天灯烧死,说明是罪有应得的意思。爷爷当然也得接受批斗。有一次批斗会,主持人讲完话,就发动群众上场诉苦,停了好长时间,没人上场。这时主持人要求,"不说不中”,才从下面走上场一个姓崔的,抬高了腔,"我来说说。你朱元庆,你可污里很!咋说哩,那一年冬天的一个早起,我挑个烂笎子瞌叉拾粪到你门前,你二话没说却住把我笎子没收了,紧接着,你又给我个新笎子。"去去去!下去,不叫你说了。"主持人一把把他和爷爷翁下去了。说明爷爷积福行善,没干伤天害理事,好心肠是有好报应的。不知什么原因,爷爷还干过20多天保长。保长职务相当于现在中华村的村长,管理人口几十户,也有好几百人,不是什么官员,是最基层的负责人。如催缴粮税,负责范围内的杂吧事调理,负责户籍及社会稳定,其至指派壮丁。这个人选必须是当地熟人熟户,还得有点家业,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威望,主要是还要心眼活有能力,象李保田扮演的保长演活了干成了。但爷爷估计是能力有限不够一月便被拿下了。不想得罪人,不会得罪人,怕事是干不了的,但是落一头,落了个挨批斗时没有人出来打骂。
土改后,这个家不用分了,"树倒猢孙散”,朱家大户,一分为三,爷爷的主管干到头了,又戴上了不大不小、挺合适的富农分子帽子,爷爷应该无怨无悔吧,因为这个帽子的一部分也有他本人的功劳,也有他挣的。他的头是直不起来了,因为共产党不叫他抬,隔三差五还要开会,汇报思想,老实不老实,可能还要暗地接受监督吧!那时期戴上了各种分子帽子的有档案,是农会,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专政对象,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哪里有脏累的活,有点义务工,首选的就是地、富、反(反革命分子)、坏、右(右派分子)分子,让其多干点公活,这叫“劳动改造”,属于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政的体现。
解放了,爷爷被"铲"了,也按人头分得了地和房,织绸机没人要也给了爷爸,还有几户公用的一头驴,房就是老院子三间,有个藏头的地方,地倒分的远了,在沙坪那。母亲曾说过,运粪、收获庄稼就是靠这头老白驴,很听使唤,驴眷梁两边各一个竹婆,是装东西用的,她曾经牵着这头驴送粪、种地,庄稼成熟了收获,刚解放大家各自经营自家土地,属单干性质有不足的地方,就是有些大事需要大家合伙干,因此就成立了互助组,接着是初级杜、高级社,就是把个人的财产再入杜入公,逐步演变1958年成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爷爷对现实慢慢适应了,农活之余,试探着又操起了他的老业务得手戏---织机,织绸子。小时候我曾记得奶奶络丝,就是把买来的、或合资(人家有丝,合伙入股织细]织绸子自用,把丝拐络在莞上,几个筦的丝合在一起就是一根经,就是几根丝合成一股,织成的绸子厚实,结实。奶奶络丝也是内行里手,一是速度快,二是络丝不折称,哪怕四指一段丝也不舍得扔了,总要把它兑接上。为了使几根丝合在一起不散股,必须得用面汤粘在一起,这就叫刷经,是织绸子的一道重要工序。我朦胧地记得爷爷留个花白的山羊胡,在院子里刷经,冬天腰里扎个腰带,俗语"腰里扎根绳,强似穿几层",那一定是解决穿得薄的问题。夏天戴个竹子编的帽子,光着脊梁,打折的大裤衩 ,脚穿一双手工布鞋。爷爷虽然个子不高,但精神矍铄,刷经一丝不苟。从住的房前到大门外菜园(现在的建设局家属院)的路边大约有7米,每一次能刷两丈长。程序是先检查有无断经,断了得接好,再检查有无疙瘩,有了得揪掉,否则织成的绸子有疙瘩,影响质量,这两道工序做完,便是剧面汤,用一个大刷子,比较大,上面有个把,下面的刷子有小脸盆口一样大,刷子毛一根根好像是什么植物的茎,扎在一起,很均匀,占上盆里的面汤,在绷紧的经上来回刷,等面水干了,把经丝卷到丝轴上,织的时候,梭子左右来回穿上纬丝,植密便成细子。绸子还得炼一下才能柔软、色白,就是兑上白碱煮上一阵子,漂静凉干就可以做衣服了。一般做上衣,单的或棉的均可,我小时候还穿过绸子布衫呢,很是轻松凉快!
父亲参加教育工作后,就下乡了,那时间我们弟兄几个和母亲在街上住,母亲确实顾不过来,就随父亲辗转活。最后落脚到南乡西边外婆家。那时间就是1960年以后,每逢过春节,母亲备了自己做的豆腐,刨了捆葱,还有两颗自菜,没有肉和鸡蛋(因为奶奶吃斋念佛,一个鸡蛋也是个生命,所以她不吃鸡蛋,不吃各类肉,那都是生命系列),装了一竹篮子,让我用根棍子背在后肩上,我沿着皮村河里的桥,从东沟上十庙岭去李青店街给爷爷奶奶送去。那时候应该是10岁多一点吧,我小时候长得敦实实的,有劲,但就这么点东西压得我够呛了,肩膀象抹了辣椒水,真是疼得牙疵着,那种记忆是终生难忘的。记得更清楚的是,下午转回时爷爷总要掏给我几毛钱,还有偶尔平时回街也是少了两毛多则5毛,那时候几毛钱相当于现在的几佰元吧,这也是爷爷的恩惠。娃娃们小时都喜欢钱,有钱能买鬼推磨,回家不上交,过年偷买鞭炮放,舍不得一下子放,就把鞭拆开零放,能多响几下,为偷买鞭炮还曾挨过母亲的打。
爷爷上了年纪后就是农活加织机,后来是莱园活种菜加织机尤其是夏天长期不穿上衣,晒成热毒,在72岁那年(大约1965年)长了“达背疮”,由小到大,从后肩膀长到了下腰,在我的印象中是脊梁右边,要有8厘米宽,30厘米长,这个疮要了爷爷的命。爷爷去世后买不起棺材,只扎个木框架胡了黑布,墓地用砖砌墙,埋在朱家庄(西沟)的干堰潭下边,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至今接近6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