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抚养了四男一女，姑姑朱德清，伯伯朱德海，父亲朱德隆，五达朱德禄，九叔朱德君。姑姑朱德清，生于1921年自幼读书绘画，帮做家务，学温良恭谦让，习仁义礼智信，成家嫁到青山崖王家，由于封建意识过浓始终没有走出家门，含辛茹苦，谨小慎微，操持家庭一辈子，所学知识没有发挥作用。姑父王克俭，地主成分，自幼上学务农，解放初曾干过崔庄乡财粮，后因家庭出身被清理，返乡务农一辈子。他的孙子王守武、现任白土岗镇碾坪学校校长。
伯伯朱德海，生于1923年自幼也上过学，可能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是百分之百的好人，解放时受刺激较大，1953年以后身体出现毛病，干不动活。但那时候已经入社了，初级社到高级社，集体化了，有组织有领导，你不干活人家不依，加上成分害，更没有人照顾，全家人东一个西一个，一家人见个面就不容易，更谈不上关照，伯伯经常因"愉懒不干活，吃跑蹓”名义挨辩论，还有一次被一个干部用绳子绑到树上遭受毒打，那颗树就在现在建设局家属院门口南，这是十三叔亲眼见到的，最后病气折磨，因肝病离世，时间大约1957年，那时他不足35岁。我模糊记得当时院子里站了一些人，三五一堆在那小声嘀咕，后来奶奶领着大哥，保营我们去西沟给伯伯上坟，回来走到西大街县委附近(当时中华路西段叫西大街），争着抢吃察品的场面，我还是有点记忆，那时县委会刚建成。伯伯的命运好悲惨啊!
父亲朱德隆，生于1925年2月6日，1936年7月至1941年夏，在李青店二小小学毕业。1941年8日考入白土岗现代中学学习，那时学校校址在白土岗老街东头，现在的白土岗老完小，校长彭璠，地下共产党，发展了部分老师和学生，被国民党发现，1942年秋季遭到国民党110师剿共，逮走部分老和学生，学校被封停办。1942年8月至1943年7月回家劳动一年，1943年8月至1944年5月进入方城子瑞中学学习一年，因政治形势，学校迁移普提寺，在普提寺中学学习两个月。1944年8月又进入方城博望中学学习，1945年2月日军侵犯发起春季攻势，学校师生生活不安定，父亲随一个教英语的陈老师、李秘书一起西逃到陕西汉阴县郧阳，陈老师是个教徒，在福音堂里把父亲介绍给一个叫郁楠之的教徒当勤务兵，抱小孩，运东西。1945年8月，相见原籍同学宋有克，经宋介绍在汉中中学顶替山东
任仲仙名字，在该校学习一年，1946年7月学校奉命解散和别的同学一起返回南召。1946年8月考入南阳宛中，被河南省伪教育厅分配到南阳中学学习，因政治形势，1947年2月放寒假时学校发了退学通知，从此以后，父亲结束了初中学习生活。
父亲的初中学习生活是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是抗日战争，国内统一战线形成，共产党和 国民党合合分分，分分合合，最后因为抗战胜利的桃子谁来摘，而产生了解放战争。八年抗战，三年解放出争、兵荒马乱，风雨飘摇，山河破碎，政局动荡，办学没有保障，学校频繁关闭转学，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没有比较固定的学校，学习质量很难保障，甚至不时还有生命危险。父亲曾经说过，逃亡陕西途中，黑压压的人群走在大路上，日本的轰炸机来了，听见飞机轰隆声人们往路两边田地里，山坡上，树林里疏散，以减少伤亡，“嘟嘟嘟"一阵枪声，打着打不着人，飞机就飞走了，可见当时的危险程度，是在提着性命上学的!
父亲初中学习结束，开始代课。1948年春在东沟刀把岭(现在新车站南）代两个多月课，还在李青店街上代过半月课，当时社会很不安定，时有土匪骚扰，家长都不放心，学校都是开办一段时间即停。1949年还和大舅宋学奇，姑父王克俭一起去镇平卖丝做生意，当时二舅宋学文在镇平丝行学相公（当学徒），有个熟人好办事，安全一些。
父亲1950年元月由县教育科（相当现在的教育局）介绍到南阳短师班学习。大约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就分配了。那时的识字的，有文化知识的人少，缺乏教师，1950年春期先分配到崔庄杨老庄荆子河教书一年，1951年春调到城郊贾沟教书三个月，秋期调到董店完小教书二年，1953年春季调到崔庄后湖完小教学五年，曾任代教导主任（代理主任是上一级还没正式下文件)。
崔庄后湖完小是大完小，老北山南怀的学生都在那里上学。校址是解放前财主的庄园，有个寨门楼，大门外南边不远处是个莲菜坑，里面有鱼和老鳘，记得夏天下水捞莲篷，身上被莲菜杆上的刺划
了好多布淋，当时校长叫贺应健，吹胡子瞪眼的，很厉害，应该是治学严谨吧，老师学生都很怕他五几年的学生普遍年龄大，五六年级的学生的个头都长成人了，还有的已经结了婚，有的还有了孩子，从1956年到1958年连续几年粮食大丰收，学校的食堂生活不错，学生们往莲菜坑里倒米饭，往墙洞里倒饭、塞熟红薯、塞馍我印象很深，学校会议上不断批评这些现象。母亲的工作任务是为食堂上炮料粮食，磨房是磨面的地方，碾道是碾米的地方。"小时青，长大黄，石头缝里脱衣裳"，说的就是碾米，学校有个大黑驴专门拉磨拉碾。有意思的是驴子干活时得蒙上双眼，摸着黑才干活，不蒙眼它不走，那个大黑驴很精能，光歪头吃嘴，吃碾盘或磨盘上的粮食，两个办法能治着它，一是驴称棍绑到驴嘴上，称着它就够不到了，再者是给它戴个笼嘴，下头有个竹杠橛子，也能治着它，“只要思想不滑波，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小时候在学校院子里来回跑着玩，常跟着母亲去碾道磨坊，磨坊罗面在个面箱里来口拉罗，面就下去，动作是来回运动:碾米泊米是上下运动动作，把糠煽出去。在校院里，教们的孩子往往受到学生们的青睐，有时候他们领我坐到教空里，尤其是肯跟女生一起，我还记得肯去女生寝室，那时应该是1957年，我五周岁了，记得事了。
有一天上午，肯定是发病头痛，坚持不住了，我跑到学生寝室里睡了，中午吃饭母亲找不到我。
最后在学生住室里找到，但我已不醒人事，那天恰好父亲外出了，母亲慌了，人不该死有救星。马文珠老师、张振宗老师用学校办公室里的报夹子当个担架，把我抬到县医院入上后，当我醒来时问母亲这是哪里，母亲给我说了上面的经过说我得了脑膜炎。我记得，透过玻璃窗的阳光照射到病床上，我在玩一堆小青富素瓶的情景。母亲多次说，"二位老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关键时候人家挺身而出给咱招呼事，你可不能忘记人家!"马文珠老师是淅川人。年轻时和他爱人徐静一起来到南召，马老师参加了收育工作，徐姨参加了卫生系统。马老师从后湖完小调到城关一小多年，是个骨干教师，任中高年级语文课，文革中间调到白土岗东头初中工作，1975年他身体不好请了假，我还代过他的课。大概是199?年去世的，安眠在城郊竹元沟东边的山坡上，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张振宗老师是鸭河东抬头人，在南召二中初中毕业就去了崔庄后湖完小教学，他当时18岁，风华正花，文革中调到白土岗杜村初中教学。张老师是个聪明人，能拉会唱，开朗健谈，热爱体育，篮球主力，教学也是骨干，多次承担乡镇级，县级初中语文示范课，是学校的业务骨干，也是很会事的人，领导之间，同志之间，家长之间帅生之间关系都很融治。就这也不行，受到了当地几个民办教师的讥恨，我曾听说，在一个放暑假前晚上的学校会议上，张老师和那几个民办教师为学校一些事，辩论了一个通宵。张老师能言善辩，理论水平高，性格也较倔强，是不服气那几个人的。我也了解，那几个民办就是学校的扭求货，落后层，民师整预时都被清理了，后来，张老师调到了南召一中初中部，过几年又调到南召教育局，最后退休到教育局了。现在他在南阳独山大道玫瑰小区居住。 父亲受”候王建议”1968年也回到了白土岗，和这二位老师同在白土岗工作，朋友加同事，相互之间经常来回走动，关系甚是密切，再加上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常以父辈对待，思想上总是感觉很近乎，是自己人。张老师现在已经85岁了，行动稍微迟缓，其也方面都很好。这几年，我知道他在那居住，每年都要带点小礼品去几次，说说话，问问健康，拉拉家常，忆忆往事，彼此感慨万千，激动不已，有一次我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楞怔了，我把事情叙述一遍，他说忘记了。是的，施惠莫念，受恩勿忘，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脑膜炎在当时是较严重的小孩疾病，给我及时送进医院及时治疗，我还落个低智商，要是误了时机，那一定要落个残疾，甚至早就没了性命。
史廷团老师在后湖完小被打成了右流，新中国成立了，党和政府的官员多是从战争年代浴血奋战，忘我拼杀过来的，不少人曾和死亡擦肩而过，管理这个官员队伍不容易，治理这样的一穷二白落后的国家更不容易，因为这些对于毛泽东来说都是新生事物，因此，在人生观、方法论、认识论诸方面意见不会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很难形成统一意见，直接影响到中央政权的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与中央抗衡的就是"高饶反党集团”，高岗原名高崇德，1905年生于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贫苦农民家庭出身，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1932年1月任陕甘红军游击队委书记，
1933年8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1941年初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赴东北。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1952年任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试图把刘少奇和周恩来从第二位和第三位上拉下来。毛泽东曾私下和高岗聊过几次话，通过言谈毛认为高有野心，对他有了看法，就是得整掉他。饶漱石生于1903年9月，江西抚州市临川钟岭乡人，建国前任中央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华东区政委兼中央华东局书记，建国后任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后调中央任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参与领导新四军抗日，华东战区党政最高领导人，从后勤上支援菜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出役、南京战役、上海战没，又成功治理了上海，熟悉饶漱石的人都说他虽然出身富裕家庭，一生却过着俭朴的生活，没有任何恶习。饶漱石是党内在建国前唯一长时间在英、法、苏、美工作或考查过的高级领导干部，精通英语、俄语，饶漱石的卓越才华和见识，在党内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就是这样的干部，1953年与高岗一起，进行反党阴谋活动，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揭露批判，1955年被开除出党，1975年病逝，时年72岁。高岗1954年8月自杀，1955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就是党内的第一次两条路线的斗争，有名的”高饶反党集团事件"，毛泽东胜利了。
把"高饶反党集团”消灭掉，毛泽东考虑余毒没有肃清，余毒不情，必有后患，那么党的政权就不
稳，1956年11月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
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文件逐级贯彻，从中央开到衣村，从机关开到场矿。提倡的形式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有益的批评，绝大多数意见比较中肯，富有建设性，对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益处，当然也有些能说会写的、能歌善舞的、会编会画的，通过大字报，书信、小说，漫话，一起发泄个人心中不满，把自己的恩恩怨怨全都抛了出来，认为这是“跑气”的时候，南召有一个干部，大白天拿着手电筒进了县委大院，不言而喻是南召县委太黑暗了。一张漫画上阿拉伯数字只有“2.3.4.5.6.7.8.9"，含义“缺一（衣)少十（食）"，含沙射影攻击现实。运动发动得很深刻，人们争先恐后提意见，一会儿一站队，一晌一评比，看谁提的多，提的尖说，提的深刻，提的刁钻，确实存在有骗人上当之嫌，人们看不到这是个圈套，是个手腕，还要有"回马枪”，还有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 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6月，中央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整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反右就开始了。
那是1957年暑假，我左后湖完小会议室门口玩，会议室里正在辩论史廷团老师。高高个头，脸上有几个大麻子，皙白色长方脸形，外号“团长"，他除了出身害，学生时还参加了国民党三青团，更主要的是这个人性格特殊，倔犟脾气，好给领导提意见，又不团结同志，发表有很多言论。让他站在中间大家逐人发言，一件件事先叙述再上升到政治、政策、理论的高度分析批判，辨论加质问，犀利无情的言辞，加上拽拉推搡，问他"你老实不老实?"他怎么说都不对不行，“老实认为你"不老实，"不老实“说你”为什么不老实"，咋说都不行，咋检查都不深刻，这是潜规则。不知谁说，"让他站在凳子上"只好老老实实站上去，又批判了一阵子，谁从后面一脚把凳子踹倒了，他掉下来了，亏得他那时年轻，受摔打。记得最清楚的是又一个中午，我又跑到办公室门口玩，史廷团老师叫我回家找针和线，缝他的衣服，被拽叉了。他是白土岗青山人，后来也带着右派帽子回白土岗完小教学，直到1979年右派摘帽，他戴了22年，工资降价22年。本性难移，为什么事他和白土岗教办室宋福朝主任弄里下不来台，宋福朝走哪他跟哪，进个厕所他也跟着，宋福朝马下脸跟他整了一架才了事。史廷团的一个女儿跟了我的一个同学，所以他在家的情况我也了解，越老越别，最后是在医院的病房里吊死的。
对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积极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的思想认识问题当做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一大批忠贞党的共产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的民主党派朋友和一些政治上不够成熟的青年，统统被化为“右派分子”，达55万人，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进工厂，蹲牛棚，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伤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在崔庄水磨村，我和母亲参加了吃食堂。集体食堂最早的雏形是湖南某地，成了合作社的农民为了节约时间，节省劳动力摸索出了集体做饭送到田间地头，大家一吃继续干活，免得来回跑耽误。这个做法当时报导过。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全新的社会，全社的人的文章，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合作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与日渐炎热的天气一样，如火如荼，进入高潮。在农村，一些地方的热情很高，有的甚至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
的口号，所有人的个人财富和债务都一股脑儿“共了产”分配上完全实行供给制。在这样“共产风”背景下，作为人民公社建立的一项不可缺的新生事物，公共食堂应运而生。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创办公共食堂上升到新的高度，还要有配套的机构：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砖学校等等，要把农民引向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从此以后，延续了数千年的小家庭的伙食单位宣布解体了。记忆中食堂饭好敲钟，人们提上瓦罐，端着瓦盆，人口多的还有木桶，排队打饭，打好饭后或就进站着吃，也有的提回家吃。倘如有时饭还不好里，人们等急了，把饭桶、饭罐、饭盆放地下，任它们去排队，那也是一道风景线。有些娃娃们号逞能，打好饭争着掂饭，不小心罐子摔了，饭流一地还被烧着，食堂还有饭的话再给盛点，若没饭了算你这顿吃了了。那时人们很自觉，没有乱插队的，我和母亲也自觉排队，食堂领导叫“伙食长”，总是给照顾，“来先给教师家属打”！享受优惠条件，母亲感到很不好意思。958年食堂才开始时，粮食还不足，食堂生活还可以，有些食堂承诺了三天改善一次生活，几天吃顿肉，但我们在崔庄水磨吃食堂的时间不长就走了，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了。从959年到1961年，这段时间食堂饭糟糕了，主要原因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异常紧张，加上“富夸风”，饿死了很多人。
母亲在崔庄参加了大办钢铁淘铁沙。1958年9月至12月的大炼钢铁运动，是共产党在“大跃进”中盲目追求钢铁生产高速发展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这次全民大炼铁运动，是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人会议期间，毛泽东谈了15年内要在钢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2月2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正式宣布了这个口号。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会后，为了在余下的4个月时间里完成700万吨的任务，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9000多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了几百万座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铁炼钢，甚至把家庭用的铁锅（吃食堂了不用铁过了）和其它铁器砸碎，用作炼铁炼钢原料。南召县由于河流多，以淘铁砂为主要炼铁来源。就是把河水拦起来，留个水口，木板做个“溜板”，让沙和水从溜板上流过铁砂的比重大，沉一些，就存在木板上，沙冲走了，积累一个时间把铁沙铲上岸，这些铁沙纯度很低。活儿很简单，但是昼夜不停，得有多人往水口运上游的沙，且天气冷了，换班吃饭，相当艰苦，这个热闹的场面印记在我的脑海中。农村老年人都记得有多少名树、大树都被砍掉炼铁，小土炉
出的铁是不能用的，不会出铁水，都是象铁渣子一样的，五大因在云阳参加炼铁时说一句“炼铁胡整”的话，被定为右倾罪状之一。经过几个月“大跃进”，“放卫星”的蛮干，到1958年底，共生产1108万吨，合格的只有800万吨，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由于大批农村劳动力被占用，当年粮食等农作物“丰产不丰收”，人们生活开始发生严重困难，都听说过秋庄稼基本没收，红薯都坏在地里，为三年自然灾害、为吃食堂饭死人埋下伏笔。
在崔庄后湖完小，自行车咬住了弟弟保堂的指头。那时候的一辆自行车相当于现在的一辆商务宝马。还是在暑假里，一辆自行车停锁在院里，小孩们都好奇、都稀罕，撹着脚蹬会转圈，玩着怪美，上锁的自行车只会往一个方向转，在这时他把手指头伸进飞轮里，可拔不出来了，越动越紧，一会儿指头发紫了，疼得他嗷嗷直叫，母亲到场也没办法，不知哪个机灵人，放跑去南召县城喊回来那个车主（离县城有8公里），才救了一驾。
虽然在后湖完小时间不长，刚有点记忆，但给我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从整风到反右，从吃食堂到大办钢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是何等重要！决策一失误，多少草民百姓要受苦受累和受难，在千疮百孔的社会基础上反复折腾，走过来的人们现在仍有遗憾和恐惧！
1958年8月，父亲调到了城关一小（我们母子还在崔庄），在一小工作一年，但真正上班不够一年。城关一小班大人多，教学质量要求高，父亲高度近视，后几排学生看不清脸，叫不准姓名，所以课堂秩序难以维持，教学效果难保：学校领导有意见，他本人思想包袱很大，这叫交不住差了，工作任务拿不下来了，影响到休息，睡不着觉，发展到脑神经衰弱，一学期下来就请了假，治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