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崔庄后湖完小到南召县城有8公里,当时是从栗树底村门前过河,再从建的点新庙水电站过个很窄的桥。才到现在的黄洋路北头,就到了南召一中的后院墙外东边那个村子叫香房。那个发电用的水都是从罗坪的河里截流集中的。所以存水的渠统称“毛家堰”(罗坪都是姓毛的),渠水很深,白天聚一天,晚上发电供南召县城照明。水从高到低的落差很大,才能劲大多发电,那个垂真的铁管很长,上下有好几丈高,看着吓人,跟着母亲走过一趟,以后都是我一个人从那里走过回县场,真够晕胆大了。渠水深得发绿,过水渠的桥板不多宽,头一晕就完了,那时安全意识真淡薄,1958年我周岁6岁,也够勇敢了。
五达朱德禄,生于1929年,自幼上学,协助家务劳动,1949年2月参加银行工作,随南召县姜功臣行长支援解放军南下,在刘村工作。1950年恢复国民经济,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搞流动服务,从刘村返回皇路店区,建立营业网,搞茧种接收发放。1952年春、夏、秋季,农货储蓄,任流动服务组长,冬季参加皇路店土改复查及夏粮征收,1953年任白土岗营业所主任。1955年白土岗营业所合井,同时工作中出现强迫归还贷款,卸耕地牛还货。好象在杜村或碾坪出的事,有左的倾向,受到了处分。1955年冬调到县人委规划办公
室,又到开封银行学校学习5个月。1956年夏天从开封回县行计划股工作,原处分撤销,秋季调到刘村区任营业所任主任,1957年---1958年参加了整风运动,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有些言论,主要是在大鸣大放中上当中招,实事求是说了真话,揭露了农业虚报产量。在大办钢铁中,因建的泥巴高炉倒塌,差点把他砸死在里面,一怒之下说“炼钢是胡搞"。其三,揭发了党委内部一些领导勾心斗角不团结的现象,戳了麻蜂窝,引火烧身。其四,流露出对1955年的处分不满。根据以上四点,1958年夏南召县委处分决定:严重右倾,记大过,开除团籍。这是五达第二次挫折。
1958年11月又调到云阳银行办事处,抽调到云阳公社财贸工作,1960年元月整党,为伙食长王炳朝株连银行主任张莹芳,有人把责任加祸五达身上,一位县委领导电话中恶声恶气,要追究责任,肯定是"你右派分子,地富出身怎么怎么的不老实”,他意识到大祸临头,不能再干下去了,因为他戴着了严重右倾的右派帽子,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光棍不吃眼前亏1960年元月13日,赴青海西宁市铁路局房建处水电队干临时工,这是五达的第三次挫折。
1960年12月,临时工下放,五达回到了白土岗马庄村关沟亲戚家躲避存身。那里山多路远比较偏僻,总担心组织上再找到,观望打听一段时间,没有什么风声, 于1961年收秋后返回城关,务农17年,17年间饱尝人间辛酸。期间和银行互不联系。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后,中央意识到扩大化了,冤枉了不少人,其中不少是知识分子,科技重量级人物,党外民主人士,就我们比较了解的,如:章伯钧、费孝通、钱伟长、林汉达、马哲民、陶大镛、丁铃等,这些知名人士在反右后陆续平了反,因为是国家的脊梁,还要利用人家。普通的右派就只好老实地戴好帽子,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了。
1961年,五达带领全家从关沟回到城关,开始了他农民的生涯。城关土地不多,那时人口也不多,依靠生产队分的粮食,配上野菜,标准的半年糠菜半年粮,还勉强堆持生活。我有记忆的是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10年的动乱期间。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一言一救之,就是毛泽东恐政权不稳而搞的政治折腾,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利用红卫兵把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安排了有篡位野心的林彪,林彪叛国摔死败露后,肯定了文革理论和实践的彻底失败。但毛泽东仍不接受教训,继续坚持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10月份一举粉碎“四人帮”,宣布文革结束。留下了触目惊心的10年内乱!
那是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锻炼,引出了南召县城关镇人口”三下放”,动员群众投亲靠
友去乡下农村落户,但很少有人报名,不知是哪个领导的高招,"地主富农先下放”。因此,通知所有地富家庭出身的,统统自讨方便联系地点下迁,这一批人听话,实际是不敢不听话,都很老实,否则抓你辫子,限止时间搬迁完。五达九叔、奶奶和一些邻居举家迁到马市坪白果树南边生产队,那里山不是很陡,但山很多,属深山区。五达、九叔迁移后,朱家大院空荡荡的,一片悲凉,只有一颗成材的榆树依然挺拔。五达捎信让我们去把
那棵榆树放了,运回下西边能做个家具,那时的木材非常紧张。我和哥哥、父亲拉上拉车回去放树,至今历历在目。那颗树后来做了合上房门,两扇的。我于1987年迁回城关,那合门又运到南河店七树园新戚家,现在还在世。
生活在南边生产队,在生产队长的号令下,上下班于田地里记工分,收获时按工分和人头分粮。"人四劳六",就是人头占四工分占六,黑茶大饭基本能吃饱。1969年中伏天,我还去那里割荊条,干嘛呢,就是编萝头筐子,农村运输粮食、储备粮食需要用。
就是这个夏天,该小队的放羊倌由于管理不善,羊受持发圈死了许多,队长责成写检查,这个人不识字,怎么写,就找了个大学生九叔替写检查书。谁知道九叔粗心,把“一大群羊”写成”一大群众",交上去干部就问谁写的,找着了九叔的事。"出身不好,还敢辱骂贫下中农”,九叔挨了辩论,后和奶奶一起返回城关。五达好象1970年也和邻居们一起回了城关。返迁回城关,啥也没有了,没户口。没土地,没粮食,成了黑户口,好歹原来的老房子还在,有个藏头地方。
那年代大集体,私有个人什么也别想,小农经济、小商小贩,统统是资本主义尾巴,出身好也不行,更何况地富出身。记得五达为了养家糊口,在南小河边壳砖坯,那个活是挺累的,为了一家大小的生计,忘我的干劲可想而知,五达还走村串乡卖过菜,菜可以换俩钱,还可以换粮食,红薯干,不要红薯,因脚力太重挑不动,菜换鸡蛋,方式灵话,精打细算,五达还榨过玉米花,挑着铁炉子和设备,焦碳或烟煤,腰上扎根遇,头戴猛一马帽,我知道去过皮村,我们家那时在西边,五达嫌不官洋,业务不高雅隔过了下西边庄。吃玉米花都是冬天,可想当时的天气,当时他的着装。当时的业务,手脸脏了有地方洗吗,和煤黑子接近。寒风刺骨,天寒地冻,趟河渡水,现在仍然仿佛看到老人在村子中忙碌的身影,忙乎一阵子,大人小孩端着香喷喷的玉米花回家了。五达掏出自制的竹杆埂早烟袋,抽上几锅,长出口气,烟雾从鼻孔里徐徐出来,消除了匆忙的疲劳,脸上露出了一丝喜悦。五达是个乐观、豁达、健谈的人,遇到再难、再苦再累,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从没有灰心丧气、一筹莫展过,总是乐哈哈的充满旺盛的乐观主义!他们妹妹几个,五达是个开朗活套人,是生活的强者。是在政治和生活的逆流中拼搏取胜的勇士!父亲曾为他在整风反右中没犯错误、没打成右派而自慰。按他平时说话唯唯诺诺,面声细语,吓不住人,按他树叶掉下来怕砸头,他是不会被打右派的,胆小怕事,畏手畏脚,不过,成分害这个金箍咒咒着他呢,他确实不敢感越雷池半步,想想五达就是因为健谈,才被一些人的冷枪暗箭所伤害,事物都是双方面的,俗语说言多有失,健谈了免不了有时说得多一些,说者无意,听者在心,不爱说话,显得鳖一些,但少些祸从口出。这是人的双面性规则。更主要的是在那个五六十年代。政治通天,成分为界,孤单奋战,人事、家庭、社会、亲朋无分文后台基础,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是难以打开局面的。
五达还搞运输,拉过人力车子,可能能多挣点钱,和邻居们结帮拉车,装货卸货,那是使不上假劲头的,路远路近,也兑不进水分,不用力车子不会走,平路各拉各的,路差劲或上坡,大家三五一帮,逐车上坡,气喘吁吁,大汗淋漓,饥渴交加,腰脊骨酸疼,现在也是可以想像到的。长期生活窘
迫,体力活超重。五达的身体出现了毛病---胸膜炎到胸膜集水。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领导人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右派平凡。要取消阶级成分成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议题,乌云散去,晴空万里,受到了长期压制的右派人士心花怒放,奔走相告,我记得五达领了好几个右派难兄难弟,去西边我们家报喜。
1978年,五达右派平了反,又回到县农行,负责工会工作,因积劳成疾,1986年因病去世,享年57岁。从1960年到1976年共17年,毁掉了他的青春年华,剥夺了他和家庭的幸福平安。领导人智昏发热的头脑,随想疯狂的决策最好成为生动的教材,不再重演!
九叔朱德君,生于1935年自幼上学,1958年高中毕业,同年考上洛阳医学院。他是朱氏家族的第一位大学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困难,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步代有点快,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超过了国民经济承受的能力,于1961年砍去了一些大中专学校,九叔的洛阳医学院也在下马之列,他由一位大学生奔家为民,是对他的第一个打击。父亲考虑他专业学医,联系让他去县医院实习,期间遇到本街同时在实习的一位女生,九叔产生了单相思,给人家写求爱信,,遭对方拒绝,同时将求爱信上交给医院院长,医院为此将他辞退赶走,这是他思想受到的第二次打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自然规律,谈情说爱本无罪,但是因家庭出身害就成了毛病,大学没有毕业,学校没了,没
分配工作,实习又没了,求婚求爱又成了灭顶之灾,只好呆在家里跟着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学织调子。爷爷下世后他和他的母亲--我的奶奶相依为命,务农和完成没织完的绸子。
对九叔的第三次打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小将们停课闹革命,先批斗自己的校长、老师,这些人都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然后再批斗资产阶级当权派,好多党政一把手被打倒,夺了权,批斗加游街。红卫兵的着装是一身绿军装,帽子也是绿的。左胳膊上佩戴红袖章,上面印着“红卫兵”三个黄色大字那三个字是毛主席的笔迹,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游街由当权派延伸到地富反坏右分子,因为奶奶是解放前是成年人,所以土改时也划上了富农分子,袁宝华的妈妈也是富农分子。有一次,红卫兵小将们把袁老太太和奶奶都揪到街上,戴上用白纸胡的秦椒帽开始游街示众了,两个老太太随同当过书记局长的当权派们一起游街,也是一道风景线,袁老太太受到了迫害,电话打到了北京,很短时间内就把袁老太太接到北京了,红卫兵再想斗争也斗不着了,奶奶也跟着袁老太太沾了光,就参加了那一次的游街,红卫兵后来也不再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太厉害了,连70多岁的老太太也不能幸免!
1968年九点和五达一起下乡落户到马市坪白果树南边组,为替羊倌写检查书遭辩论,是九叔遭受的第四次打击。1969年他反迁回城关,没户口,没土地,没活干没抓手,接二连三的几次沉重打击,使他开始产生了对生活失去信心,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甚至是绝望。他做为一名失业的大学生,步入社会多年了,他已经成熟了,三十多岁了,还孤独一人,他想到这个社会对他太不公平了。虽然他生在旧社会,但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新中国的教育,接受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守法守纪,无惹事生非,无偷机捣把,无祸害社会,但自己的处境是什么样子?从国家层面,刘少奇、邓小平、陈毅
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被打倒,林彪竭力接班,搞个人崇拜,毛泽东利令智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路线持续推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倒行逆施,阶报成分、阶级斗争震天价响,不论什么情况下,家庭出身决定工作,决定生活,决定婚姻,决定命脉;从县城看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更浓一些,领导干部都会无止境地发挥联想,越红越正确,越左越革命,对地富越手很越积极,立场越坚定,阶级路线越清楚,老门老户连个居住权都没有,被撵出城关镇,政策的依据在哪里?从农村看,不识字的老粗农民也会搞文字狱无限上纲上线,蔑视、仇恨、诋毁外来户,尤其是排斥和压制出身不好的,甚至是投石下井,幸灾乐祸,无所不用其极!在上天无门,下地无缝,走投无路的窘境中。在世态炎凉,前途昏暗的感受下,在他认为在打倒推翻林彪统治的思想基础上,和王德大等人成立了反革命会道门"组织“中华堂”,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殊不知,林能当时是毛泽东的接班人,都是中央集体,你反对林彪就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四人帮”中,江青的身份很特殊,她是毛译东的夫人,她可以代表毛主席的声音,当时全国人民是很信任”四人帮”的,可想而知"四人帮”的权威和破坏能力,可以说九叔当时也就是看出了林彪,"四人帮”的破绽和野心,但在那火红的年代,反对这些人无疑是飞蛾扑火、螳臂档车自取灭亡。张志新是替刘少奇报不平,受了刑后因有反对毛主席的言论而遭到枪决,但后来成为烈士,还为她塑了像,讫今屹立在沈阳青年公园。这是很难解释的事情。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1970年元月,中央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一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
“三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1970年11月,“中华堂"所有成员被一网打尽。1971年春季,南召县人民法院布告:朱德君,因组织成立反革命”会道门”组织,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这个布告,从崔庄沟漫山到皇路店尹店,从五朵山前怀到鸭河口岸边,遍布城乡、大队部、各小队小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当时我们住在下西边村,这张布告是贴在前院的外墙上的醒目处。这个布告,如万根钢针扎着了我的双眼。使我眼花缭绕。如一支匕首插进我的喉咙,不能哽咽,如晴空霹雳,使我几度晕厥昏迷,它是那么刺眼、难看和不顺!反革命即政治犯,是政治、路线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后谁还敢接触你?你还能接触谁?徐家表母劝说奶奶不叫去她家,正是这个原因。
伴随布告宣判,"一打三反成果展览”巡回全县各乡镇、各三线厂展厅展示。同时,拉上几车罪犯。五花大绑到各乡镇游街,胸前挂上个纸牌,上面毛笔黑字,***犯,犯什么事写什么罪犯,九叔当
然也在车上,牌子上是"反革命罪”,头车上装有高音喇叭,播报犯人罪状。作用是灭敌人威风,灭资产阶级威风,长无产阶级威风,长无产阶级志气。自上而下从公社通知到大队,大队又通知到生产小队,全体群众去参加公社"一打三反”会议(当时乡镇政府一级叫人民公社}。我也参加了会议,去了白土岗。在白土岗东头完小,当时是白十岗高中,文革中间上高中不出公社,上初中小学不出大队,我还在那里上过新式高中。那天,我参观了展厅中九权的事迹,有几个小圆镜镶在展板上,还有几根针灸用的长针,也镶在上面,下面注释为“反革命会道门中华堂”的"照妖镜“和"神针”。九叔会针灸,会扎针,在下西边居住时,有一次他去,我说腿疼,他就给我扎个针嘴里还嘟嚷着说些什么,用手还在比划着,看着有点神神秘秘的。展板上还有几张黑白照片,是他们几个开过会的地方,有次在东河滩里,还有一张就是在老院子里,他的事迹就这些,其它没有什么,更没有枪炮子弹刀棍之类。九叔是主犯,自封“朝廷”,同行说:"你叫朱德君,就是得到了君王,君主"人家一说他就觉得自己"得到了君王”,觉得当之无愧,这几个人好像小孩子们在玩游戏一般,自诩谁是啥,谁就是啥,其它没一个纸条,没一块纸片,没有什么目标纲领、行动、形式和实施计划。会道门,指宗教异端信仰为纽带的秘密组织。带有迷信的歪理邪说之道,反革命会道门,就是披着邪教外衣反对共产党的妖党邪民组织,当时公安就是这样定性的。同时,我还参观了贪污盗窃的其它展示,南召商业上百货公司有个中层,曾当过一百货营业员,姓马是个女的,她
利用职权,物色了很多布块布头,做了很多衣服,光裤头30多个都固定在展板上,看着也是一道风景,"女裤头的集合"。这个女人觉得丢人,事出后没几天就服毒死了,那叫“畏罪自杀”。从展馆出来,我感觉天旋地转,脸脖子发烧,心里如猫抓了一样难受,走到姬村南边的埂上,老毛沟小队有个姓茹的生产小队副队长(小组叫生产队,村叫大队!,提高嗓门说:"野心不小啊,还想当朝廷哩!"我在他前面走,我知道这是叫我听的,是敲斥我的,是揭调我的。
九叔被判死缓,没有立即执行,说明死不了,根续不了,他没有人命案,没有挥刀舞棒,更没有动枪动炮,被运送到河南省第二监狱(在禹州),在那里服刑改造那叫“劳改”。
在监狱里,九叔的劳动车间是做绝缘的瓷头一类的,详细情况不清,坐监时段有两个特点比较反常。一是探监的家人少,给他送东西的人少。因为他没家小,所以关心的人少,只有六弟保强去过一次,也谈话不多,只说了"生活还可以!"临走九叔还给六第几元钱,六弟那时日子也很不好过,挣不来钱,这几元钱他也舍不得花,到禹州火车站扒个拉煤火车回到云阳。另一次是哥哥和母亲陪父亲去郑州治病,拐禹州监狱看了他。第二个特点是顽固不化。尽管父亲反复解劝教育他,但他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他认为自己做的对,他反对林彪不错,当时林彪已经叛逃死掉了,"四人帮”也全军覆没。后来父亲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那时间应该是1980年,我已经考上了唐河师范,保堂也接了班,父亲用我们都有了工作,来肯定国家拨乱反正,共产党在不断修正政策,要认清形势,改变观点,脱胎换骨,还是有前途的,从多方面、多例子解释证明。苦口婆心劝导都无济于事。他已是铁了心肠。他也回了一封家书,我读了几遍,他博古论今,有理有据地揭露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文革的一些罪恶,那就是把一大批革命功臣夺权打倒,甚至迫害致死,抢班夺权,迫害毛泽东等等,洋洋酒酒写了不少。犯人往家发信。信的内容监狱有专人把关,把关人看了他的家信后,在眉头批语是:不管如何说,想推翻共产党是有野心的,是反动的。人家定的调子很清楚,你一个人反对林彪、"四人帮”,受迫害恐怕也会为你平凡,但你几个人成立了带着迷信色彩的会道门组织,就认为你有暴乱的动机,所以你休想翻案,和张志新是截然不同的。
九报出事以后,我们叔伯三家,均等受到株连,好像洁白的衣服上沾上了墨点,逢各个政治运动,父亲和五达都要自觉地、老实地、全面地把九叔的故事交待出来,以争得组织理解和宽达,说明你没有隐瞒历史。我记得教育“一打三反”会,在白土岗东头完小召开,父亲除了上交大会办公室一份,还写了一份大字报。批判自己,揭露九叔的罪恶。
随着国家政治形势、法律政策的修改变化,九叔由死缓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到1990年刑满,1989年春季得了病,高烧不退在监狱病故,时年54岁。九叔死后,监狱就把他拉到许昌火化场烧了,骨灰装在一个纸盒内,才电报通知五达,那时五达已经去世3年。我和大哥保顺、四弟保营、六弟保强、八弟保中五人坐车去禹州监狱,人家说骨灰在许昌,我们和那些中层干部还辩论了一会儿,意思是活不见人,死也不叫见尸太不人性了。人家说制度就是这样,我们看也缠不出。办了手续,又乘车去许昌市,第二天带上九叔的骨灰,到家把他安葬在三道岭(老油库北)。后来由于三道岭要搞建设,二组又在罗坪买一片荒坡作大二组公用墓地,又把他迁到罗坪的荒山上,我们逢年节都要给他点几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