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父亲调到了城郊柴岗完小。搬家那天，虽然雨过天晴，但黄土地方的泥巴还是很大的，记得好像是过了背阴坡，往前走那个坡叫大红岭，坡陡坡长泥大，我费了好大劲才上去坡，这是第一次去柴岗的唯一印象。参加工作后，我在城郊教办室工作12年，城郊的山山水水我都很熟悉，西至北大庄、罗坪，南至上店、柴岗、背阴坡，我骑自行车不知走了多少遍，每每到大红岭就勾起了我的深沉地回忆，沧桑巨变，大红岭改道了，不 东就是柴岗学校。学校北有棵名角树，那树上曾挂过扫盲的小黑板。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全国5.5亿人，80%是文盲，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从1952年下发文件，1953年开始扫盲，多种形式并举，有夜校，冬学、识字班、孩子教妈妈、夫妻互学互教等等，还有利用田间、地头、饭场、甚至路边树上挂小黑板，赶集路过的都得停下来识几个字，不识字的需要学两个简单的字后再走。我在那个地方亲眼看到一个农民背着扁担，匆匆往家赶，扫盲老师拉着他让他念字，那人生气地说”饿死了，得回家吃饭哩!"楞个走掉了，扫盲老师只好悻悻作罢，说明当时的扫盲气氛很浓。解放后，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共扫了四次盲，直到2001年，中国向全世界宣布: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柴岗完小学校面积不小，校院里老师们的6间办公室把校院分为前后两个院子。房子不少但质量不高，纯土墙草房，要有60多间，很少是瓦飞头。当时的校长叫董士修，乔端洞街人。在柴岗完小的一年时间里，我的学习和生活都没有什么印象，只记下了乱七八糟的一些事。
老师们晚上下班后吃萝卜。1959年，吃食掌是爬坡攻坚阶段，老师们有教师食堂，但是粮食不足，依然是食不饱腹。柴岗地处白河边，盛产萝卜，并且水分大吃着甜，每晚老师们将学生安顿好后，吃萝卜的会战就开始了。萝卜从窖里掏出来不用洗，各种削皮的方法都很熟练，平均每人吃上3斤萝卜是个保守数字，办公室的气灯如同白昼，发出"丝丝"的声音，老师的脸色普遍消瘦黄白，可想那时候老师们是勒紧裤睡带上课和批改作业的，但是，办公室还偶尔有阵阵笑声。
和大一点的学生们一起干坏事。在通往南阳的公路上，汽车是很少的，通常跑的都是解放牌小嘎司，拉人的上面加个蓬，里面有两排座位，其余纯站票，拉货车敞篷，货物主要是南召的山货，药材、木材、竹子、煤炭等，拉回南召的多是生活用品。这些车辆远远不够，还有很多的人力车，车夫们结伴同行，平路各拉各车，上坡结帮合作。柴岗街当时是集镇，是个落脚的地方，晚上拉车停靠在路边，学生们偷割的是三角带拳绳那个燃着会着火，晚上能照明，我记得月光下和伙伴们一起在拉车队伍里钻来钻去的情景，人家偷到了也给我截一段，我小时候好玩火，点燃绕着怪好玩。
放炮差点烧毁柴岗完小房子。放寒假了，学生们和大部分老师们都回家过年了，校院里静悄悄的。天气晴朗，但风飕飕的，数九寒天太阳显得底气不足，人们上了年纪的腰间多是扎根绳子，娃娃们缩着头，形式不同，都是抵御寒冷的。寒冬腊月的年味渐浓，路上的行人来往匆匆，卖掉些农副产品，置买点年货，迎接传统的农历大年。那天中午吃过饭后，父母亲哥哥不知干什么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挺我寂寞的。没事着急，估计是去买了鞭炮回到家，不敢捏着放，就把煤油灯罩去下来，把炮夹在蛤蟆嘴上，只听"呼"的一声，炮响了，甚是高兴，有一种成就感，总算会放炮了，放响了，锁上门出去玩去了。玩到太阳还有一竿亮的时候我和哥哥一块回家了，扭过墙角看见从我家的窗户里往外冒烟，我知道槽糕了，赶紧开开门，只见箱子上的筒筐里的衣服上升起了火苗，哥哥把简筐搬到地上，我们俩用笤帚打，用手抓，手指头烧的真不轻，也顾不上疼，我忽然想起水能灭火，耍圈子跑到前院教师厨房，房门锁着，但我知道有块门板能摘掉，摘掉了那块板进去，抓起水瓢舀了一瓢水往回跑，跑到屋水也洒完了，哥哥也把火打灭了，我把放炮的事说说，哥哥说:"你等着挨打吧!"这时候天还不黑，距离天黑的这段时间不知是咋过来的，那一定是不知所措，愰愰不安。天黑定了，挨打开始了，打得凶的当然是母亲了，她一边打一边诉说着我的罪行，我只好老实接受，还边打边问"你改不改?"，我当然说"娘我改了，改了!"幸亏没回家的几位老师出来为我解围，挨打才算结束，屁股像抹了辣椒水估计至少是肿了，我算是先过了个“得劲年”。
过去的鞭炮质量不高，草纸做的，不多响，主要是火药不好炮纸打不碎，没打碎的炮纸蹦到筒筐上面的衣服上，最上面的是父亲的大衣，整个大衣烧的只剩下两块不多大的里子布，里子布是花格格，各线织的很结实，周边都烧胡了。母亲把这两块布放了多年，一看到它我就感到理亏，或者是母亲把它当作纪念品，有意识地教育我，从不扔掉而我不可得知，多年后她才把它做了鞋垫。多危险啊!倘若再晚回一会儿，筐子衣服都燃烧起来，过去的草房都很低，天干物燥，沾火就燃着，还有风，一排草房一会儿就烧完了，那父亲就不用教学了，不当教师了。这绝非耸人听闻，文革时期，马市坪完小失火了，烧掉了一排房子，火是从一个姓王的老师的住室内发起的，那个老师被开除了，自谋职业，习医谋生，80年代在城郊乡中门口开药铺，我忘了他叫王什么，现在想想真是心有余悸，小孩们真是晕啊!
另外，还记得秋天跟着贾庄的学生们去白河边玩，抽笆茅梗，刨花生，学习上的事一点印象也没有，那时不知是一年级或者是二年级，我还印象在城关一小上过一段一年级。因为那是夏季，午饭后我爬桌子上午休，又尿了裤子，这个事我记得清。总之我小时候是个模瑚蛋，光知道吃和玩。父母亲都忙得很，顾不上招呼我们，我小学汉语拼音就没学会，好多汉字不会写，算术更不行。
鸭河口水库1958年动工1959年秋季开始蓄水，所以绕白河的公路都淹没了，开始用大船运汽车，人拉车，自行车和行人，柴岗完小的门前经常聚集各种车辆在等船，由于水库水位不断提升。柴岗完小迁到了后沟大和平村，尹之宇同志90年代在柴岗学校当校长，我下乡吃住在他家，每每谈起老柴岗完小时，他的记忆和我的差不多，那时候他也在那里上学，因为我们年龄相仿。随后南召至南阳的公路改道，白河店架了木桥，南头一段没有架，水泥浇灌的低凹一些，平时水从那里流过，一下大雨涨水了，水就漫过木桥，人和车就过不了了。大水不断把木桥冲坏，直到1981年才修了白河店水泥大桥，南南公路现在是水泥混凝士路，这几年又变成沥青路，过去纯土路。
1960年春，四舅和闫荣营表叔办事路过柴岗完小学校，拐到学校坐了一会儿。闫荣营是我二奶的亲内侄，也是正经亲戚，他们看看我们家庭的现状，认为问题不小，生活顾不着，住房极其紧张，四舅
和荣营表叔在大队都有一官半职，决定让母亲带上我们弟兄三个回到碾坪大队副业组，母亲会裁剪，别业组有个缝纫机，还有个叫方成荣阿姨也会缝纫，那算是缝纫组两个人。当时碾坪大队是包含河南、东沟、碾坪，相当于现在的三个村，支书巩会庆，老党员，老支书，一心为公，很有经验，很有魄力，很有能力，但也是很厉害的。
从1960年开始是生活最艰苦的时期。碾坪大队副业组的位置在李家庄北边，有几十号人，搞副业就是抓经济，挣钱的。副业组项目有:缝纫、编席、缫丝、理发、运输、饲养等，副业队里也有食堂。哥哥得上小学高年级，若去杜村完小隔河渡水，不方便也不安全，就去了韦湾完小，中午在学校打伙，就是在学校吃午饭，或自带点干粮，或掏钱去食堂买饭，早晚在下西边外爷家吃住，那时外爷外婆虽然已入老境，但身体还很棒，外爷长年喂养两头牛，那是种田耕地的动力，我和弟弟跟着母亲在碾坪的副业组。国家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就是从1959年开始，1960、1961这后两年是最严重的，副业组的食堂应该还好一点，现在记得清晰的吃的淀粉馍和稀米汤。把玉米苞或红薯梗铡碎，放到水池子里泡烂捣碎，捞出渣子后水澄清放去，留下的灰白色糊糊就是淀粉，再兑点粗面蒸馍，可以充饥。馍里长王巴草的，都吃咽下去，吃了淀粉饭，大便感觉还是长王巴草，扎扎洼洼的，那些植物纤维人体是消化不了的。大米汤很稀，映出人影是真实写照，而不是夸张，母亲常把稀汤水喝了，留下来的稠的给我们吃了，这伟大崇高的母爱，想起常常使我热泪盈眶，虽生活平凡之事，映射出母亲璀璨无私大海般的情怀，展示了母亲无怨无悔、对子女倾注的人间大爱。
有一天，牛车拉回一车红薯干，用玉米杆圈着，孩子们看见了，一下子包围上去，从缝里掏红薯干，掏出来就能吃，就能充饥，一会儿领导来了，拎着棍子撵，手头溜刷的口袋已装满满的，就能管两天不挨饿了。还有一次，炊事员们把红薯干在碾盘上碾成红薯面，是做薯面汤，就是红薯面糊涂。他们收拾完后碾盘上还是白呼呼的。那是没扫净的红薯面，孩子们就爬那用舌头舔，我也舔了，甜甜的，艰苦的岁月里人没什么样了，尤其是娃娃们，可以象牲畜一样地不讲究形象美和艺术美，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心安理得，思想愉悦，也就是美。
副业组的房子是很紧张的缝纫铺也就是我们的卧室，靠墙根放个床，母亲又央人建了二层，我住在上面，利用了空间，方阿姨婆家是郭家庄的，娘家是白土岗青山的，人很慈善，就是有个严重的气管炎，一走路就上不来气，白天来缝纫铺上班，在副业组里吃饭，晚上她就回家住了。她的女儿叫郭洪伟，我长大后在碾坪学校代课，还教过她。和缝纫铺紧连的房子是牛饲料保管室，放的是黑豆黄豆之类的，保管员是李家庄小队长张万忠的老母亲。四舅和张万忠关系好，所以慢慢地母亲和那位老太太也很近乎，又亲又邻，母亲见了不称呼不开腔。那豆类是牛的饲料，把它粉碎后用水搅拌，洒在草上牛吃得欢，吃后牛有劲，那老太太也是好心肠人，见我们饿得不行，就用袋子装些豆子从伙山梁上转过来，让我们煮煮吃。一天晚上，夜已经很
深了，母亲和方阿姨正在煮豆子忽然间门被推开，进来两个人，母亲吓得赶紧吹灯，原来是荣营表叔和另外一个人，受了一场虚惊。煮好后我们先吃吃，方阿姨再往家里拿点。煮了几次，后来不敢了，剥夺牛的口粮，是很错误的，再之吃食堂时铁锅都收了，砸砸炼铁了，就是怕你有小灶，让干部们发现，挨辩论一两场下不来。
在碾坪上小学低年级。1960年碾坪还没有完全小学，在宋家庄的西边有个小村庄叫檞西庄，可能这个庄过去长檞刺多。这庄后面是吴高德家，前面是宋长山家。宋长山比我大两岁，这人好喝酒，听说
早年喝晕窝宝死了。我上学的学校就是庄子前面的三间房子，单班独校，一二三年级三级复式，教师一人，叫闫荣吉，东沟人，地主出身，我在那上学时是二年级，我记得宋福祥大表哥也在那上一段，他是三年级。在那上学现在想着不知学了什么，混学是标准版，但记住了几个事。一个事是"装瞎子"。有一天午饭后，我去上学，路上拾起一根苇子，双眼一闭，用苇子棍探着路慢慢走，正在这时，对面一个人大声说:"你瞅，那娃装瞎子哩!"我敢紧睁开眼，迎面走来几个人，其中荣营表叔同行，他还给那几个人介绍说"这是宋学文里外甥!"真是，啥学不了，学装瞎子里!第二个事，弄烂了人家的瓷罐，夏天有一个午饭后在宋长山家玩，为啥忘记了他们戳逗各支我，我小时候害怕各支， 叫我一拉桌 子，桌子歪了，罐子摔碎一地，他们叫我赔，我吓得不得了，我小时候嘴笨脑笨，不会说，不知道咋说，很大原因就是脑膜炎的后遗症，实际这个事根本不愿我，是他们造成的，我算是说不出这个理了，不知道后来咋整了。第三个事是去上学路上，就在李家庄东边看见了黑压压的人们在深翻土地。那场面相当壮观，有人背红旗，有人背黑旗，红旗是先进，是模范，黑旗是落后，又叫"老母猪旗"，落后的再上不去就是歇工时的辩论对象。同时伴随着平坟，挖出了很多棺材板，那场面当时感到很害怕。
哥哥在韦湾完小上学期间也饿美了。下西边是个小生产队，都姓宋，就有一家姓巩，叫巩会川，就是碾坪支书巩会庆的哥哥，当着队长，伙食长，家属又在食堂上做饭，权利相当大。有一天，大表哥福祥从杜村学校跑回来，伙食长不给打饭，说表哥不应该在家吃饭，表哥哭着又走了，文革中间辩论巩会川，表哥上台又批判斗争了他。报复一下。由于这个队人少些，所以小灶没管那么严，基本上各家都有个铁锅，利用这个铁锅，可以增加些食物之类，来弥补食堂不足。食物来源有长在树上的:榆钱、桐树花、洋槐花、葛花、香椿芽、檞刺芽、山荆芽、榆树皮、柳絮，林崩苏叶，树上的野蘑菇等，长在水里的:铡草、水莴苣、水莴笋，水芹菜、各种鱼虾、泥鳅黄鳝、水蜗牛、青蛙、蛤蛎等，长在地上的:地曲龙、野苜宿、叽叽菜、黑点菜、鸡冠菜、马屎菜，刺角芽灰灰菜，面条菜、野献菜、黄花苗、豌豆苗、红薯尖、红薯叶等，外爷家的大门旁有一颗大榆树，一搂多粗，枝叶茂盛，不知长了多少年，他们前院的几家硬是剥榆皮把这模老榆树剥死了，后来干脆把这棵树放倒了。榆树皮含有什么蛋白质，吃着粘粘的，炕焦捣碎兑点淀粉，粗面，化石面等，可以炕成扁，用来充饥治饿，化石面是从上西边南沟化石坑挖来的，是一种矿石，灰白色的，在地上能写字，砸碎过罗的细面就叫化石粉，那时候这个地方很热闹，挖化石的人赶会一般，这个家伙不能吃的多，多了解不下大便，得用棍子捥。这些环保材料，是外爷外婆给哥哥炮制的主要伙食--干粮，上学带上放到教室里，往往被学生们偷吃，发现后放到老师住室内，后来也发现不够数了，说明老师也很饿，在下西边的食堂上，我拎着饭罐去打过饭，饭是麸拉糊涂，还兑有青菜。小麦在石磨上磨几遍提取部分白面后叫麸拉，就纯喝这稀饭，还得干农活，大劳动力是受不了的，人们都得了浮肿病。
我不是学医的，不知道人浮肿了是咋回事，光听说是饿里很了，长期缺乏营养，身体摄入蛋白质严重不足，造成低蛋白血病，所以浮肿，浮肿人越来越多，东沟成立了敬老院，收集了浮肿人，生活相对要好一些，但死了还不少。吃食堂全国死了多少人，这个不敢乱说，乱说要负法律责任的，据唐河县志记载，三年吃食掌死了9万多人。那真是饿殍遍野，百里哀鸿!唐河县是农业大县，盛产粮食，但由于“富夸风”粮食大部分上缴了，"放卫星"，开会谁先发言汇报谁挨批评，一个比一个瞎喷乱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亩地产小麦上万斤，一亩地产棉花上千斤，时任南阳地委书记林晓就相信这，还把不相信的地委副书记朱晓山打成了右倾，因此造成唐河是死人多，形成社会问题，县委书记毕可旦交不了差，携夫人，一子三女全家6口人，于1960年11月集体跳入唐河县城郊大寺的一个深井中自杀，妻子跳水后感觉后悔，让儿子拉着水车链向上爬，儿子爬出后呼救，救出妈妈，妈妈向上级党组织申诉丈夫是冤枉的，待埋掉了四人后自己又上吊自杀。儿子参加工作后在南阳县公安局工作，文革期间向四人帮写信反映要求对其父平反，不料又成立专案组调查，这娃害怕了又跳楼自杀了。没左思潮诱发干部的狂热，不仅坑害了百姓，也坑害了干部，那时期出现的"信阳事件"人吃人，"唐河事件或叫"毕可旦事件”，引起了中央重视，又开始在干部中进行整治 ---"拔钉子”，就是在工作中过头过火的意思。我记得河南大队的一个干部，通知他背行李去县党校，他就屙了一裤档，那一茬干部谁冒尖谁吃亏，五达在干信用社主任时卸耕牛还贷也是这个错误。
但是，"拔干部的钉子"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万言书”才切中要害。毛泽东准备在庐山会议解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冒进、富夸、干部极左倾向，彭德怀就实事求是地罗列现实存在的问题，包括农村吃食堂，毛泽东要大会把“万言书”印发讨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会上发言表示同意，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大会上从理论上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错误，表示赞同彭德怀意见。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副参谋长黄克诚，还有很多人都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但也有人认为彭德怀的信以批左实为"右倾”，即夸大了错误，低估了成绩，有埋怨情绪，是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针对毛泽东的。由此引起了毛译东的警觉和不满，原本的会议议程、内容，目的急转直下变化。7月3日会议分组讨论，7月14日彭德怀上缴意见书，7月16日印发意见书大会讨论，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形势已经是党内外在夹攻，党内一些人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去了，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矛头直指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形成一边倒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开幕，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有关人员14人列席会议，会议开展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要分裂党”、并且要联系历史新老帐一起算。彭德怀遭批斗15年，囚禁8年，1974年被迫害致死，以王川名字火化。看看这四位高官的下场，谁还敢说实话呢?会议本来是纠"左倾"结果又在"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中国广大农村继续“吃食堂”、搞富夸，基层百姓的声音根本没人敢向中央反映。
1961年毛泽东根据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了大兴调研之风，就是看看彭德怀提的是否属实。派出了6个调查组，史称三南三北，三南:华东、中南、西南，三北:东北、西北、华北，他本人也参加了华北的调研。中央先后出台了“农村工作十二条”，1961年6月又出台了农村工作"六十条"，我还记得有个歌曲叫《歌唱六十条》。第一句歌词是“一唱六十条，就呀么就是好"，紧接着"六十条”又作了修改，其中第36条指出:在生产队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掌，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才是开明的政策，有几个人愿意还吃食堂?冬季食堂打的饭一会儿凉了，回家吃还得加热，食堂的燃科成了问题，煤炭十分紧张，浪费劳动力，本来妇幼都可做饭完成的话，占了很多劳动力，中央先宣布湖南解散食堂，接着全国陆续解散，轰轰烈烈的吃食堂运动勉强维持不足三年，仓促地不太精彩地结束了，在中华历史上留下了不怎起眼的一页。
